乐鱼体育传统商帮的兴衰及其启示盐商在明朝末年分为晋商和徽商两大集团，在全国各主要贸易城市兴建作为商会办公场所的会馆( 如山西会馆、徽州会馆、新安会馆等)

　　盐商在明朝末年分为晋商和徽商两大集团，在全国各主要贸易城市兴建作为商会办公场所的会馆( 如山西会馆、徽州会馆、新安会馆等)，与官府保持密切的联络，都是组织严密的商会。其中晋商兴起较早，实力也较强。清初，康熙皇帝击败准噶尔可汗噶尔丹，统一大漠南北，又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迫使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北方从此安宁。在这些战争中，晋商向清军提供了大量粮食和食盐等物资，出力甚多，名利双收，一时风光无二。然而自此以后，情况却急转直下，晋商逐渐没落，徽商则突然崛起，成为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的宠儿。一、晋商文化较为保守，晋商在外出差时不许携带家眷，不许在山西以外购置房产，务求落叶归根;徽商则截然相反，可以携带家眷长期在外地居住，在外地购置房产无限制，几十年不回故乡也习以为常。徽商的主要居住地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北岸的扬州，由于清朝初年的“扬州十日”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本地居民，此后大批徽商携家带口涌入扬州，很快反客为主，扬州的口音、风俗都接近安徽，被称为“徽商殖民地”。除了经营合法盐引贸易的徽商大批定居扬州之外，从事食盐走私贸易的徽商则主要定居在扬州西侧的仪征，他们表面上与合法徽商相互竞争，实际上经常串联一气，保证了整个徽商集团的稳定收入。二、康熙帝平定北方之后，北方驻军大量减少，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又时开时闭，晋商的市场逐渐萎缩。华东和华南则事务繁多，经济也不断发展，清朝的各类资源向东南集中，使徽商的市场日益扩大。康熙帝与乾隆帝都六下江南，可见江淮地区对清朝经济的重要性。

　　虽然康熙帝与乾隆帝分别六下江南，但其支出来源却有区别。清朝与以往中国各朝不同，在户部之外，另设有一个财政中心——内务府，专管皇室财政。内务府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一些经济部门，如安徽的两淮盐政、江苏的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浙江的杭州织造、广东的粤海关，都长期由内务府旗人把持，负责给清朝皇室敛财。康熙帝下江南时，主要负责接待的便是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苏州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李煦、曾任粤海关监督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合称“江南三织造”。这三人均为内务府旗人，而且曹寅是李煦的妹夫，曹寅与孙文成又是儿女亲家。

　　康熙帝六下江南，虽然花钱如流水，却没有引发政府官员的大规模，主要原因是他六下江南用的是“江南三织造”代表的内务府财产，不需要户部报销，正如《红楼梦》所说，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不属于“旅游”，而属于“自费旅游”。然而，为了有钱接待康熙帝一行，“江南三织造”疯狂地压榨丝商和盐商，因此在康熙时期乐鱼体育app官方网站入口，徽商大多生计艰难，罕有巨富。不过，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康熙帝驾崩时，“江南三织造”把宝押在八皇子胤禩身上，不料胤禩在皇储竞争中失败，给他们招来大祸，很快就都被新登基的雍正皇帝革职抄家。雍正皇帝借机，此后，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变得“清廉”许多，对丝商和盐商的压榨也轻了许多。于是，从雍正中叶开始，徽商变得日益富有。当乾隆皇帝打算下江南时，他深知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接待自己，又不能从户部拨款“公费旅游”，因此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富有的徽商。乾隆年间的徽商领袖，是两淮盐业总商江春。江家从雍正年间起控制着十分之一的淮盐，江春本人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达52 年之久，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乾隆帝六下江南，都由江春组织接待。像康熙年间的曹頫、李煦、孙文成等“江南三织造”一样，江春为乾隆皇帝在华东修建了一系列行宫，还三次入京为皇太后祝寿，并多次向朝廷捐款，总数高达1120 万两白银之巨。乾隆皇帝也厚待江春，多次去其家中拜访，甚至于称兄道弟，江春号称“以布衣上交天子”。商人直接与皇帝打交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时间，各级官员无不仿效乾隆皇帝，江春府上门庭若市，俨然与总督、巡抚平起平坐。为了发展与乾隆皇帝的私人关系，并令来家中拜访的各级官员称心如意，江春还精心设计了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

　　人所谓的“传统文化”，例如饮食、收藏、风水、文艺等等，其实大多在清代才算定型。两淮盐业总商江春，正是塑造清代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商身为盐商，很容易获得大量的调料，其中一些更是明朝之前尚未引入中国的(例如辣椒)，在研究饮食文化方面可谓得天独厚。为了迎合皇帝和官员，他们发明了众多精美的菜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食谱，所以很多中国名菜都与清朝君臣(特别是曾经多次下江南的康熙、乾隆) 有关。在这一时期，宋朝才发明出的炒菜突飞猛进，一举成为中国的主要烹饪方式，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的分餐制也被合餐制取代。炒菜与合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餐，使中餐同世界上其他的菜系有了本质区别。